这里,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

为了略为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特别是几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曾亲口告诉他,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由她保存着,不禁使我感到惊奇。不知这个“一直”是指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母亲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够通过这本文集,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七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着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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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又太少了吗?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份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蚕按:也许源于这样不寻常的经历,林徽因才会格外欣赏沈从文的作品,而同辈的女作家如凌叔华、冰心,就未必。)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画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

文革期间,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顶着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告别是在世纪坛医院后院的小片空地上,没有花圈,没有仪式,只有一条条朴素的挽联微微飘动。这些挽联是自然之友成员和其他环保组织送来的。现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现场很安静,是先生一向喜欢的安静,人们用眼神打着招呼,心里有一份默契。先生表情安详,身边放着一瓶水,它来自青藏高原长江之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那情景,在萧乾先生写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亲自己的信,做了详尽的描述。

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

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划着……

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蚕按: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蚕按:林长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著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四)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

一九二〇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

许多人曾对我说过: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两年,“反右”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

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但是,小奚遇到重重阻力。就在他执着奔走的时候,梁从诫先生向自然之友成员呼吁:大家都来做奚志农的后盾,各人运用自己一切可能的方式和途径来声援他、支持他,并尽可能地使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让我们为保护我国仅存的几处原始森林,为保护滇金丝猴,为帮助滇西北少数民族兄弟摆脱贫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著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著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水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著、筹画著……。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画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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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肃然起敬。自然之友,是个什么组织?集合了什么样的人呢?恰巧,我的同事中有一位自然之友成员——奚志农。他是一位摄影师,拍摄人物,也拍摄动物。有人说,他太环保,甚至有点儿极端:坐车出去采访,他会要求关上空调;去市场买菜,他会拒绝用小贩递上的塑料袋。在云南的山林里,我们都骑着马,只有小奚一如既往地走着。他在林间寻寻觅觅,把石头缝里、杂草丛中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胶卷盒、废纸片捡起来,放进大塑料袋里。他做这些时,自然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

三叔到李庄后肺病也复发了,病情同母亲非常相似。父亲对兄弟和妻子的病都爱莫能助。他自己的体质也明显地下降,虽然才40多岁,背已经驼得很利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顶」时,曾经挖苦地说:「梁思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谓修养,既能争论魏风唐味,又会鉴赏抽象立体……」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批判」母亲,如果不嫌其太「轻」了一点的话。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吗?对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示著文化的倒退。那结果,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