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朋友,让我们走在一起,尽管道路崎岖和艰险,暴力和软弱使我们不能前进,要以暴力反抗暴力,对软弱,从小就要学会去克服它。去吧!去那目光莫及的远方,摧毁理智所不能毁坏的一切,青春!你的手臂就像雷电似的威风,你的飞翔宛如雄鹰般的矫健。

至于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思想同西欧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拜伦的诗歌,却也很快地流传过去,没有遇到什么阻隔。十九世纪初年,俄罗斯文学才开始革新,慢慢地独立起来,并且越来越显著了;到现在已经有同那些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的气势,就连西欧人士也都惊叹它的壮丽和伟大了。不过,考察一下它的开端,实际上只依赖于三位作家,这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前面两人以诗歌著名于世,他们都受过拜伦的影响;而果戈理则以描绘人生社会的黑暗现象著称,同前面两位作家作风不一样,所以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犯,这同上面所说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有人触犯别人,或者有人受到别人触犯,这是皇帝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保护统治地位,使子孙万代,永远做帝王,没有止境。所以,天才(Genius)一出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把它毁灭了。如果有人能触犯我,或者又能触犯别人的人,这是人民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平安地生活着,宁愿蜷伏着,堕落下去,而厌恶进取。所以,天才一出来,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把他毁灭掉。柏拉图创立一个理想国,认为诗人会扰乱统治,因此必须把他们流放到理想国外面去。尽管国家有好有坏,见解有高低不同,但是两者的统治手段实际是一致的。

焚尸炉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烟柱,在高空蔓延成为巨大的黑色河流,极为缓慢地飘过比尔克瑙的上空,在特谢比尼方向的森林后面消散。索斯诺维茨来的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

安德列,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水兵,向她扑去。因为喝了烧酒,因为天气炎热,这个汉子目光浑浊。他赶上了这个女人,抡起胳膊,旋风一样朝着她的双腿猛砸下去。女人刚要倒下,他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起来。他凶狂至极,脸都变了形。

1945年可以说是波兰电影的“零年”。战前一代的导演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被关在集中营或劳改营,再没有回来。一切都从零开始。华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战争结束三年后,政府选择在罗兹成立一个电影学校,等华沙重建结束,再搬回首都。没曾想,电影学院从此再没离开过罗兹。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2月24日-1855年11月26日)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波兰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革命家。1798年生于立陶宛一个破落贵族家庭,进入维尔诺大学后组织并领导爱学社和爱德社,争取波兰的民族解放,之后经历了逮捕、监禁、五年的流放和二十六年的流亡,1855年因染瘟疫卒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当普希金决斗而死时,莱蒙托夫又写了首诗,表达他的悲愤。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你们这些官老爷呀,你们是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你们现在有法律保护,法官对你们毫无办法。但是还有尊严的上帝在天上,你们不能用金钱去贿赂他!……用你们的污血也洗不净我们诗人身上的血痕啊!”这首诗发表后,全国传诵,而莱蒙托夫也因此获罪,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有人营救他,改为充军高加索。他看到了那地方的风光无色,他的诗篇更加雄伟壮美了。当他还是青年时,由于不满人世的思想极为深广,所以写了《恶魔》一诗。这个恶魔,这如撒旦一样,憎恨人间种种卑劣的行径,就极力跟它们进行斗争。这就好像一个勇猛的人,如果遇到只是些庸碌懦弱的人,那他就激怒了。这种人生来就有爱慕美好事物的感情,但是看到茫茫人世熙熙攘攘,不能互相了解,于是就产生了厌倦,憎恨世界了。不过到后来,莱蒙托夫逐渐趋向实际,他所感到不满的,已不是天地人间,而转到同时代的人们中间了。后来他的思想又起了变化,竟突然死于决斗。决斗的原因,就是莱蒙托夫所写的《当代英雄》一书。当初大家以为书中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到了这本书再版时,他作了答辩。他说:“主人公并非一人,实际上是我们同代所憎恶的对象。”因为这本书所描写的,的确就是当时人们的实况。于是有个朋友叫马尔登诺夫的,便说莱蒙托夫把他的事情写进书中,因此要求跟他决斗。莱蒙托夫不愿意杀害自己的朋友,只是举枪对空中放,但是马尔登诺夫却对准他射击,他就被打死了。他死时至十二十七岁。

英国在十八世纪时,社会虚伪成风,宗教腐败,文学也只是模仿陈旧的东西,以为粉饰,听不到真正内心的声音。这时哲学家洛克首先出来,竭力攻击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积习痼弊,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从而为变革的来到,播下了种子。在文学方面,则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以他的全部力量反抗社会,宣扬人人平等的声音。他不怕权威,不屈服于金钱实力,以他的热血,灌注在诗篇中。但是这种精神界的伟大人物,并不就是人类社会的骄子,总是流离颠沛,一生坎坷,终于夭折了。后来拜伦和雪莱相续而起,转战反抗,就像上面已叙述过的那样。他们的力量又如巨波大浪,猛烈冲击旧社会的基础。余波流向四处,流入俄国,鼓舞了人民诗人普希金;流入波兰,则有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奋起;到了匈牙利,就唤起了爱国诗人裴多菲。属于这个流派的其他诗人,举不胜举,无法一一介绍了。而拜伦与雪莱,索然得到魔鬼的名声,但是他们也是人呵。凡是他们已派的,其实也不必成为恶魔派,因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听到那热烈真诚的声音而猛然觉悟起来的人们呵。所以他们的生平事迹,都很相似,大都拿起了武器,撒出热血。正如角斗比剑的人,奔走在大众面前,使大家一面战栗,以免愉快地看着他们激烈搏斗。所以没有在群众面前流血牺牲的人,那么群众就要受祸害了。有了流血牺牲的人,而群众不重视他们,或者甚至扼杀他们,那么这样的群众,就会更加受害而不可救药了。

第二个诗剧是《该隐》(Cain),它所根据的典故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其中有一个魔鬼叫路西弗,带领该隐遨游太空,跟他谈论善恶生死的道理,该隐觉悟了,于是拜这个恶魔为师。这部作品出版后,受到教徒们猛烈的攻击,于是拜伦有些了《天和地》(Heaven and Earth)作为答复。这诗中的英雄是杰非特,他博爱而厌世,也抨击宗教,揭露宗教中不合理的地方。撒旦是怎样产生的呢?根据基督教徒说来,撒旦原始天使长,只是他忽然有了一个大希望,生了反叛上帝的心,他被打败而坠落到地狱中去,于是便称为魔鬼了。这样看来,魔鬼也是上帝亲手造的了。后来,魔鬼偷偷溜进乐园,由于他的一句话,那个极美好而安乐的伊甸园就立即被毁灭了。假如不是他有那强大的力量,怎能如此呢?伊甸园,原是上帝所保护的地方,而魔鬼竟能摧毁它,这怎能说上帝是全能的呢?而且山地自己造出那个邪恶的东西,又因此惩罚他,甚至牵连到全人类,那么上帝的仁慈又在哪里呢?所以该隐说:“上帝,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上帝自己也是不幸的,亲手制造被毁灭的不幸者,这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而我的父亲却说,上帝是全能的。我问他:‘既然上帝是善良的,怎么又做恶事呢?’他回答说:‘做恶事,就是行善之道呵!’”上帝的行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先使人受冻挨饿,然后再给人衣服、食物;现使人得了瘟疫,然后才给他们救济。上帝亲手造罪人,又说:“我饶恕你了。”而人们却说:“神恩浩荡啊!神恩浩荡啊!”人们奔波忙碌,还造起礼拜堂来呢。但是,路西弗不是这样。他说:“我对天堂发誓,胜过我的强者是确实有的,但绝没有驾临与我之上的统治者。上帝战胜了我,就说我恶;如果我战胜了,恶救灾上帝了,善和恶的位置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善恶论,同尼采所说的正相反。尼采认为,由于强者胜过弱者的缘故,弱者就把他所做的事叫作恶。所以,恶实在是强者的代名词。而这里,却是把恶作为弱者的一种冤枉的称呼。所以,尼采主张自强,且歌颂强者。这里魔鬼也要自强,却竭力反抗强者。他们的所谓好恶很不相同,不过都想自强,这点是一致的罢了。人们说上帝是强者,因此也是最善者。但是,善者却不喜欢美果,特别爱吃腥膻的东西。该隐所贡献的,纯洁无比,上帝却刮起旋风,把它们吹落。人类的祖先,是上帝创造的,一旦违反了他的心意,就发洪水,连同无辜的鸟兽、花木等都被毁灭了。人们却说:“这是为了消灭罪恶,神恩浩荡啊!”而杰非特则说:“你们这些得救了的小子们呵!你们以为自己从狂暴的波涛中逃生了,就得到上帝的恩赐马?你们苟且偷生,追求饮食男女,眼看世界灭亡,而不感到怜悯可叹;你们有没有勇气,敢于抵抗狂涛巨浪,跟你们的同胞共命运。你们只随着父亲逃避到方舟上面,而在世界的坟墓上建立城市,难道一点惭愧都没有吗?”但是,人们居然毫不惭愧。他们正趴在地上,大唱颂歌,有无休止。正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也就强大了。如果大街都走开,不理睬他,那么,他还能有什么威力呢?人们既然把威力给了上帝,又借上帝的力量来压制撒旦,而这种人,就是上帝过去所毁灭的同类。从撒旦的观点看来,它们如此顽固愚蠢而恶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要去启发他们,可是话还没有说出来,大家都赶快抛开了;内容究竟怎么样,他们是不去考虑的。如果随他们去吧,这不合撒旦的心意,所以撒旦又在世界上使用他的权利了。上帝,是一种权力;撒旦,也是一种权力。只是撒旦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产生出来的,如果上帝的力量消灭了,撒旦也不会取而代之。撒旦对上用力反抗上帝,对下用力压制人群,行为矛盾,实在没有比这更大了。但是,他之所以要压制人群,这是为了反抗的缘故。如果大家一起反抗,还压制他们做什么呢?拜伦也是这样。他自己一定要站在人群的前面,面对与那些落后于大众的人们,他感到很愤怒。如果他自己不站在别人前面,就不能使别人不落后于大众。但是让别人跟在后头,而自己却站在别人之前,这又是撒旦认为奇耻大辱的事情。所以,拜伦既宣扬威力,歌颂强者,又说:“我爱亚美利加,那自由的乡土,上帝的绿洲,不受压迫的地方啊!”这样看来,拜伦既喜欢拿破仑的毁灭世界,也敬爱华盛顿的为自由而斗争;既向往于海盗的横行,也独自去援助希腊的独立运动。压制与反抗,一个人都兼而有之了。然而,自由就在这里,人道也就在这里。

瓦依达并不喜欢罗兹,也不喜欢这所学校。他和波兰斯基都是克拉科夫人,跟文化古城克拉科夫比起来,罗兹肮脏,破旧,是个工业城市,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着烟雾,玻璃糊着一层灰,马路不由分说地笔直,缺乏魅力。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里,在他的电影《福地》里,罗兹尽是勾心斗角。

快收尾了。最后一辆卡车拉走了货场上零散的尸体,已清理的物品也已装车。加拿大人又拎起面包、水果、白糖,披上干净的发出香水芬芳的衬衫,准备班师回营。头头把金子、丝绸和黑咖啡塞进茶叶盒子,那是给大门看守准备的,指挥官们可以免检放行。以后的几天,整个加拿大营就靠这班输送列车活着:吃列车送来的火腿和香肠、糖果和水果,喝各种烧酒和烈性酒,穿干净衬衫,倒卖黄金和零杂物品。公务员们还把许多东西弄到集中营外面去,弄到西里西亚、克拉科夫和更远的地方,带回香烟、鸡蛋、伏特加和家信。

瓦依达回忆父母对的影响,说,“父亲和母亲是那种为他人工作的人,我想,那时波兰知识阶层的身上都有这种品质,你不可能不这么做。要为他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瓦依达在意的是“为他人活着”几个字。

我进入车厢,抓起死孩子,扔出行李。我接触着尸体,可是战胜不了猛冲上来的野性的恐怖。我想避开尸体,可是尸体比比皆是。尸体乱七八糟地堆在卵石地面上、月台的水泥路旁边、车厢里,一两岁的婴儿、丑陋的赤裸女人、痉挛中蜷缩的男人。我想躲避得尽可能远一点。有人用藤棍抽我的后背,我眼角瞥见一个正在漫骂的党卫队员,便赶快溜开,混进一群穿条子囚服的加拿大区囚徒中间了。终于,我又退避到铁轨下面来。太阳西沉,血红色的残阳光芒斜照着整个货场。树影拉得很长,像幽灵一样。在黄昏时分降临自然界的寂静中,人们的喊叫声显得更响,更执拗地冲向天空。

简述了这两位诗人,也许能缓解我模糊不定的乡愁。接下来,我可以谈论更多的诗了。首先是我的朋友昆鸟,他的诗集《公斯芬克斯》在一月份出版,我已经为它写了一篇评论。紧接着,在这一年里,我身边的朋友出版了以下这些诗集:李琬的《瞬间和决定》、陈迟恩的《城堡与迷宫》、严彬的《国王的湖》和《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戴潍娜的《灵魂体操》和《我的降落伞坏了》、紫石的《吻过月亮》、杨碧薇的《住在对面的爱情》、张杭的《即兴与故事》、徐钺的《序曲》、聂权的《下午茶》、杨庆祥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以上均为我在首都认识的青年诗人,他们到了收获果实的时节。

尼采(Fr. Nietzsche)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有着新的力量。这种说法也得确是有推不翻得道理的,因为文明的萌芽本来就孕育在野蛮之中;在野蛮人那种未开化的形状中,就蕴藏着隐隐约约的光辉。文明仿佛是花朵,野蛮好比蓓蕾;文明犹如果实,野蛮则有似花枝。人类就这样往前发展,希望也正在这里。然而,文化发展已经停滞的古代民族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发展已经停顿了,衰败就跟着来了。更何况长期以来,依靠老祖宗的光荣,曾经高高地处在周围落后的邻国之上,暮气发作,往往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污浊得仿佛死海一样。他们在历史的开端有辉煌的地位,而终于在历史的末页衰亡消隐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今天,波兰伟大的导演安杰伊·瓦依达在华沙去世,享年90岁。被称为“波兰电影之父”的他,不仅以无数杰出的作品开启了波兰电影的新维度,也以独特的视角还原了波兰的历史篇章。斯人已逝,作品不朽,大师走好!

《旧约》上还记载该隐流亡以后,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经过无数年代,人类更加繁殖了。于是,人们心中所想的,经常涉及坏事情,上帝又因此后悔了,便向毁灭人类。有一个人叫挪亚,只有他信奉上帝最虔诚。上帝便吩咐他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把他的家属,以及动物植物,分门别类,各选出一种,搬到方舟上去住。随后,下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泛滥,一切生物完全消灭了,只有挪亚的家族保存下来,洪水退后,他们回到陆地上居住,又生了许多子孙,直到今天,绵绵不绝。我们叙述这故事,讲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上帝也后悔,这件事未免太离奇了吧。而人们憎恶的撒旦,这个道理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既然是挪亚的后代子孙,必定要竭力斥责那些反抗者,战战兢兢地敬奉上帝,继承祖宗的事业;希望洪水再次泛滥的时候,还能得到上帝的密令,而在方舟上保存自己呵。不过,我曾经听到生物学家说过,有“返祖遗传”这种现象,这就是在生物界中常常有奇异的品种出现,同它的老祖宗很相似。有如人们所养的马,往往出生野马来,好像斑马(Zebra)一样。这时那未被驯服以前的形状,现在又重现了出来的。撒旦诗人的诞生,大概也是这样吧,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群马对着一批不服驾驭的野马感到愤怒,以起来用蹄踢它,这本是可悲可叹的啊!

在2016年的开端,我最先读到两位安徽诗人的诗集,分别是祝凤鸣的《枫香驿》和叶丹的《花园长谈》。我是他们的同乡,2015年底,我去了一趟合肥,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这两位诗人。祝凤鸣先生最近十多年很少写诗,像一位隐士,但他的旧作仍然使我感到震动。他写的“月亮的斧头在树丛里滑落/头顶的木星又白又亮”,使我想起意大利诗人的品质。果然在诗集的后记里,祝先生写道,他确实曾受到过钱鸿嘉译《夸西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诗选》的影响。当然,祝凤鸣的诗歌魅力不止于此,他的这些诗,与寥落、清淡的安徽乡村有关。

一个女人急步走着,虽然不快,却很紧张。一个三四岁的女孩,长着一张绯红的小胖脸,像个小天使一样,正跑着追她,因为赶不上,就伸出两只小手哭叫:“妈,妈妈!”

如果要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最恰当的就是印度。印度古代有经典《吠陀》四种,奇丽而深远,被称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品。他们的《摩呵婆罗多》和《摩罗衍那》两大史诗,也是非常美妙的。后来产生了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以戏剧创作著称于世,有时还写些抒情的诗篇。德国大诗人歌德(W. Von Goethe)甚至推崇为天地间的绝唱。等到印度民族逐渐失去了活力,文化也一起衰颓了,雄伟的歌声慢慢地再也不能从他们国家人民的心灵中产生出来,就好像逃亡者一样流传到别的国土去了。其次就是希伯来,他们的文学虽然大都涉及宗教信仰,但以深沉而庄严著称,成为宗教文化的源泉;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未停止。而在以色列民族,也只有耶利米(Jeremiah)的歌声。以色列历代帝王昏愤无能,上帝极愤怒,于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了;这民族从此也就寂然无声了。当他们流亡异乡时,虽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念念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耶利米的《哀歌》以后,就没有续期的作品了。再其次是伊朗和埃及。这两个古国都是半途衰落下来的,就好像割断了的汲井的绳索,在古代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都萧条了。而我们中国竟能逃出这样的行列,那么人世间的最大幸福,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是为什么呢〉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说过:“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的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有了但丁,国家就会统一,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支离破碎了。”

“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巴洛克式的镜头语言”是评论者喜欢用在他身上的词。这些词似乎让人回到“波兰的普希金”亚当·密兹凯维奇生活的十九世纪。而我们知道,瓦依达执导过密兹凯维奇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塔杜施先生》,就艺术风格来讲,拍密兹凯维奇,全波兰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回到北京之后,叶丹给我寄来了他的《花园长谈》。叶丹是与我同龄的青年诗人,但我们没有直接地交流过。我们在豆瓣上互相关注,我知道,他搜集过诺奖诗人沃尔科特的很多个版本的诗集。《花园长谈》的献词页上,正写着“向沃尔科特先生致敬”。我读了叶丹的这些诗之后,赞叹于他的修辞才华,而这样的才华正渐渐变得沉着。《花园长谈》确实有沃尔科特的影响,但不止于此,它在虚无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皖南。对比已经读到的刚刚出版的《白鹭》中文译本,说实话,我更喜欢叶丹的这一本。

在推荐这一本书的同时,山龙在这里也为大家附上几张在去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参观时亲自拍摄的照片,以便大家能够产生一个直观的视觉感受:

年末我第一次读了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智量译本,虽然我曾一直想读查良铮的译本。我留意到翻译家智量在韵脚上所做的努力,也许在未来,它会一直对我有所启发。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重新买了一本刘瑞洪译的《塞弗里斯诗选》,因为在朋友家里重读到那首《浓荫密布的海岸》。“在柔软的青草里/我的手指触到了你的手指/刹那间我掐到了你的脉搏/却感到你内心的痛苦在别处”,我几乎为这首诗流泪。我还曾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版的旧版《蒙塔莱诗选》,薄薄的小开本中收录了几十首短诗。“一阵飕飕的寒气……/树冠在凶狞的一击下落地。/负伤的洋槐/把蝉的外壳/抖落在十一月的最初淤泥。”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有“死亡工厂”之称。1940年4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由纳粹德国亲卫队领导人希姆莱下令建造,1945年1月27日由苏联红军解放。

以后几天,整个集中营都在谈论“本津—索斯诺维茨”这班输送列车。这班车不错,油水挺大。

此外,与文学的功能有联系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启发人生的奥秘,并能直接揭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这是科学所不能做到的。所谓奥秘,也就是人生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很微妙而深奥的,一般学生都无法说出来。就好像热带地方的人在没有看到冰以前,你同他谈冰,虽然用物理学、生理学加以说明,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水能凝固,冰是寒冷的。只有直接给他们看看冰块,叫他们用手摸一下,你即使不说什么冰的性质和能力,冰这东西,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就可以直接了解,再不会有什么疑惑了。文学也是这样,虽然分析判断方面,不如科学那么严密,但是,人生的真理,却直接蕴藏在言词之中,使听到那声音的人们,心灵便豁然开朗,立刻与现实人生结合起来。犹如热带人在看到冰以后,以前竭力思索和研究而不能明白的道理,如今完全清楚了。从前安诺德(M. Arnold)认为“诗是生活的批判”,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们如果读荷马(Homeros)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仅仅接触了诗歌,而且就与人生相联系,从而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生中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便会更加努力,以实现那美满的理想。文学的这种功效,就是教育的意义了。既有教育意义,才能有益人生。而且文学的教育又不是一般的教育,它能实际启发自觉、勇猛、力求进步的精神。凡是衰弱、颓败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由于不原听取这种教育而开始的。

继2015年推出《先人祭》后,四川文艺出版社这次又推出了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两部重要作品,这位伟大的波兰诗人也又一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拜伦平日写诗非常严肃认真。他曾说过:“英国人的批评,我都不放在心上。如果他们把批评我的诗当作乐事,那就随它去吧。我又怎能去头和他们的胃口呢?我拿起笔来创作,不是为了妇女小孩和那些庸俗的人们,而是用我自己整个心灵满腔激情,全部意志,以及充沛的精神来写诗的,决不是想听取他们那种人的柔靡的赞美声而写作的!”正因为这样,拜伦诗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的呼吸和精神的体现,打动人们的心灵,就好像神奇的琴弦一拨,立刻得到感应一样。他的力量在整个欧洲扩展,这在英国诗人中是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子的,只有司各特所写的小说,勉强可以同他相比而已。如果要问拜伦的力量究竟怎样?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情况,已在上面叙述过了,无需多说。其他如西班牙、德意志等国,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另外又传入斯拉夫民族而使他们的精神振奋起来,其影响之深远,那就无法说明了。至于在他本国,还有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人,济慈(John Keats)虽然也得到恶魔诗人的称号,但他和拜伦不是一个派别,所以这里就不说了。

拜伦名叫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出身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海盗勃朗(Burun)族。这个家族后来移居诺曼底,追随威廉忘到了英国,直到查理二世时,才开始改用现在这个姓氏。拜伦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诞生在伦敦,十二岁便写诗了。成年后,入剑桥大学读书,没有读完,不久就决定离开英国,作广泛的游历。他先到葡萄牙,后又东到希腊、土耳其和小亚细亚,饱览了这些地方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异的民族风俗,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两卷,内容瑰奇变幻,仿佛波光云影一般,令人惊叹叫绝。以后,他又写了《异教徒》(The Giaour)和《阿拜多斯的新娘》(The Bridge of Abydos)两篇叙事诗,都取材于土耳其。前一篇描述一个异教徒(这是对回教而说的)同哈桑的妻子通奸,哈桑把他的妻子扔到水里溺死,异教徒也逃走了。但是后来他终于回来,杀死哈桑,进寺院忏悔。绝望悲痛的情调洋溢在笔墨之间,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后一篇描写女子楚来加爱上西里姆,而她的父亲却将要把她嫁给别人。她和西里姆一起逃走,不久被抓了回来;西里姆搏斗而死,她也自杀了。诗中充满着反抗的声音。到了一八一四年一月,拜伦创作了长诗《海盗》(The Corsair),是中的英雄名叫康拉德。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并且蔑视一切道德,只依靠他那坚强的意志,当了海盗的首领,率领他的部下,在海上建立了一个大国。他只凭着孤独的船与利剑,随心所至,所向无敌。他家里除了爱妻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康拉德从前虽然信封过上帝,但是他老早把上帝抛弃,上帝也已经抛弃康拉德了。因此,一把剑的威力,就是他的权势。什么国家的法律,社会的道德,他都加以轻蔑。只要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靠它来实现他的意志,别人怎么想,上帝有什么命意,他都不考虑。如果问他命运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回答:“命运就在剑鞘里。一旦拔剑出鞘,光芒外射,连彗星也会失去光彩,如此而已。”不过,康拉德这个人,并不是天生大恶人,他内心具有高尚而纯洁的思想,并且曾经打算尽他的力量,为人间谋福利。只是后来他看到小人得势,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而且芸芸众生之中,大都具有猜忌、中伤别人的品性,于是他对人世就逐渐变为厌恶,终于用他自己受某些人的损害而产生的怨恨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了。他驾着轻舟,挥着利剑,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神,他都进行反抗挑战。原来只有报复这件事一股脑儿贯注在他全部精神之中了。有一次,他攻打塞特城失败了,被囚禁起来。塞特的一个妃子,爱他的英勇,帮助他越狱,然后跟他一起坐船逃走。他在海上遇到了部下,就大喊道:“那是我的船哪,那是我血红色的旗帜呵!我的命运还未在海上结束呵!”但是,当他回到他的老家时,银灯暗淡,爱妻已经死了。不久,康拉德自己也失踪了。他的党羽在海上到处找他,毫无踪迹。只有她那无边的罪恶,仗义的名声,永远留在世界上罢了。拜伦的祖父约翰,曾经想到自己的祖先是海盗之王,便参加海军,以后当了统帅。拜伦写这首诗的起因似乎也一样。有人甚至就称拜伦为海盗,他听到后,私下很高兴。可见诗中康拉德的为人,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这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的译者易丽君老师和林洪亮老师上台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年来的翻译历程和人生感悟。

《旧约》记载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最后用泥团捏成一个男子,取名为亚当。后来上帝担心他一个人太寂寞了,又把亚当的肋骨抽出,造个女人,名叫夏娃;他们两个都住在伊甸园里。接着还增添些鸟兽和花木,开除了四条河流。那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另一棵叫做“知识”。上帝禁止人类去吃树上的果子,魔鬼就化成一条蛇来引诱夏娃,叫她吃了果子,于是她就获得生命和知识了。上帝大怒,立即把人干出来,而且诅咒这条蛇。从此,蛇只能在地上爬行而吃泥土。人则既要劳苦谋生,又要老死,子孙后代一直在遭受这种惩罚。英国诗人弥而顿(J. Milton)曾采取这个故事,写成《失乐园》(Paradise Lost),描述上帝与撒旦的战斗,以象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撒旦的形状是非常狰狞可怕的。自从这诗问世以后,人民就更加憎恶撒旦了。可是,从信仰不同的我们中国人看来,亚当住在伊甸园中,同笼子里的鸟雀,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无知无识,只知道信奉上帝,如果没有魔鬼的诱惑,人类将不会产生出来。这样说来,世界人类无不有着魔鬼的血统。对人类社会有好处的,撒旦是第一个了。但是,作为基督教徒,身上背着魔鬼这个恶名,正如中国所谓“离经叛道”一样,人们就会一起鄙弃他,使他在这社会上站不住脚。不是顽强,善于斗争,胸襟开朗,而长于思考的人们,那是经受不住的。亚当和夏娃离开乐园后,生了两个儿子,打得叫亚伯,小的叫该隐。亚伯放羊,该隐种地;他们俩都曾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献给上帝。上帝是喜欢吃荤腥的东西,而厌恶果子的,就拒绝了该隐所献东西。由此,该隐逐渐同亚伯争吵,终于把亚伯杀死了。上帝便诅咒该隐,是他的地里长不出东西来,他只好流亡到异乡去了。拜伦采用这个故事,写了一部诗剧,对上帝大加指责。于是那些基督教徒都被激怒了,说这是亵渎神圣,败坏风俗,宣扬灵魂有尽的诗篇,对拜伦竭力进行攻击。直到现在,有些评论家还拿这个理由责难拜伦。当时只有摩尔(Th. Moore)与雪莱两个人,极力称赞拜伦的诗篇的壮美伟大。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认为这是千古绝唱;在英国文学中,这是最杰出的作品。后来他劝艾克曼(J. P. Eckermann)学习英国语言,就是希望它直接读这部作品。

“老东西,喂,安静!”一个青年党卫队员冲他嚷,哈哈大笑,“过半个钟头你就跟最伟大的司令官谈话了!别忘了说声‘希特勒万岁!’”

看完电影,人们只记得华沙,却不知道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华沙是“别处”,而且这个“别处”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像希特勒说的,它已经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

啊,故乡的往事,你就是那约柜  把古代和现今世界联系起来……  我听到了歌曲——一位百岁的农夫  扶铁犁耕田的时候翻起遗骨,  他伫立,吹起他的乐器芦笛,  为死者祷告,或者发出悲叹。  颂扬你们,伟大的先人——却没有后裔。

他是个典型的波兰人,像迷恋自己命途多舛的祖国一样,迷恋失败和无望,即使低到尘埃里,仍保留着高傲,不屑于拉拉杂杂的小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写到过波兰的苦役犯,那是些贵族,“几乎不与其他人来往……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别人隔绝起来”。

和平这种事,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勉强可以叫做“和平”的东西,不过是战争才停止,或者尚未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罢了。外表上仿佛是一片平静,暗中的激流却早已潜伏着;时机一到,动荡就开始了。且看那大自然吧,和煦的风吹拂着树林,及时的雨滋润着万物,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人间造福的。但是烈火藏在地下,一旦火山喷发,万物都被毁灭了。所以那时是降临的和风细雨,只是暂时存在的现象;世界并不能永远安逸,好像亚当的老家那样。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衣食、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表现得很明显,已是不能掩盖的事了。甚至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呼吸空气,就发生争空气的斗争,肺量强的人就会得胜。所以说,残杀的动机,是随生命开始的;所谓和平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开始的时候,原始人都以英勇、顽强、猛烈的精神,进行着反抗战斗,逐渐地发展到文明社会了。他们有了教化,风俗也变迁了,便开始变得懦弱起来。他们知道前途是那么艰险,就索性保守,想逃避斗争了。但是,战场就在眼前,又明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理想过来。他们或者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们所不能到的地域,或者把这种理想推迟到不知多少年代以后。从柏拉图(Platon)的《理想国》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抱着这种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虽然从古代到现在,绝对没有这种和平的征象,但是他们仍然伸长头颈,遥望将来,心神奔驰到所向往的目标上去;成天追求,不肯放弃,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因素吧?

灯光鬼火般地闪烁,人流漫无止境地泻出,浑浊、灼热、麻木。他们预期自己在集中营里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心理上准备着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绝没有想到大难临头,黄金、金钱、项链都已经毫无用处——他们都是在临出门之前把半辈子积攒的财产藏在衣缝里、鞋跟里、身体里的。一批训练有素的行家会从他们的内脏里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把金子从舌根下撬出来,把钻石从子宫、从直肠里抠出来,把金牙拔下来,一律装在精心密封的箱子里,运到柏林去。

“先生,先生,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女人发疯似的尖叫着,双手捂着脸,匆匆走开。她想蒙混过去,想赶上那些不乘大卡车,而是步行的还能活下去的女人。她年轻、健壮、漂亮。她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