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向大师致敬”单元展映一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经典作品,其中包括令其蜚声国际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及拿下金棕榈奖的《樱桃的滋味》等极具意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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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师,语言大师(诗人)。对于头衔,那些他者的客观评价,无论如何都是旁观,何不如让大师自己告诉我们。

拍摄「生生长流」的时候,基亚罗斯塔米又回到了这条小路。这部电影讲述一位电影导演(由法尔哈德·赫拉德曼德扮演)和他的儿子普亚,在一九九零年伊朗西北部曼吉勒-鲁德巴尔地区发生大地震后不久,驾驶一辆破旧的小轿车,驱车前往柯盖尔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电影中用到大量全景镜头展现灾难之后的山坡公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法尔哈德一个人坐在车内,试图爬上一个陡峭的“之”字形弯道,这一幕震撼的的视觉影像令观众不自觉联想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就在他的小轿车爬上这个“之”字形坡路的半腰,几乎要触到坡路拐角的时候,车子熄火了,倒退着滑到坡底。在坡底,一个法尔哈德之前忽略的男子靠近他的车,帮助他将车推到了坡顶。法尔哈德到达坡顶后,沿着路开走了。电影在此戛然而止,演职员表出现。      这一幕的效果不亚于那个漂浮在河上的骨头,而这一部分的“停滞”也更复杂。道路是水平的、日常的,是典型的“前行”的象征,通常用地平线来表现。道路也是法尔哈德无法挣脱的(在这部电影中他费了好大劲一直在问路,却并不相信指路的人),与此同时,导演却并不给观众想要的法尔哈德和那个推车的男人的特写镜头。特写是观众观察角色和体会感情的常用手段,至少在传统的电影叙事中(特写同样广泛使用于基亚罗斯塔米「特写」的法庭戏中和「希林公主」,以及他的纪录片「家庭作业」,都是为了展现角色强烈的情感)。相反,展现给观众的却是“随机的善举”和这部电影闲谈式的视觉风格。基亚罗斯塔米的长镜头和实时拍摄使得观众跟着法尔哈德一同踏上行程,但是到了这一幕,观众却感觉到了距离和无助。不知怎地,这增强了观众同角色的联系:翻过这座山似乎比找到那些小演员更为重要。感受这一随机的善举和非凡的美,没有比这道小坡更适合为电影做结的了。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一位电影人,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摄影者。他的文字,简短、迅疾、跳跃;他的摄影作品,呈现他“想以某种方式让那些热情或者痛苦的时刻变成永恒”。阿巴斯的诗作和照片,能够使我们安静聆听、用心观看、领悟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不管是矛盾与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都反映了他的情感。其实,我们要不和作品相类;要不就和作品相反。就算我是后者,我的照片很显然地是由我做梦的素材所製作。”Kiarostami如是说。他认为他的目光是为“去撷取自然界无可比拟美态”的冲动所引领,就算是日常最熟悉不过的风景也总能“不经意间”地去吸引他,艺术家的风景照片不仅是为了保存相框内的现实更是要捕捉风景的精髓。

他一生都在追求艺术。小时候,他用画画打发孤独。后来,他用相机取代了画画的治愈功能,认为摄影就是一个治疗性的反省与连接自我的过程。他通过撷取自然界无可比拟美态来描绘出属于他的世界。或许对常人而言在平常不过的景物,他都会为之心荡神移怡。他一生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认为无论是摄影,电影,绘画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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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erodm.org/down/31082/12.html  家庭作业

但并不是所有电影都必须讲述抓人眼球的故事,就拿基亚罗斯塔米九九年的那部「随风而逝」举个例子。在这部电影迷人的结尾处,那位不知姓名的主人公,一位工程师,将他在墓地得到的一块骨头往河里一丢,这块骨头就这样顺着河流漂着,这一场景既像是经过了精密的定向控制,又像是完全即兴的产物,骨头的上下沉浮不知怎地就像是经过了完美的动作编排,浑然天成地被一位看不见的艺术家操纵着。我们只能说,这一场景看起来美极了,但是我们却说不出它到底美在哪里,而纠结这一问题似乎也是愚蠢至极。近两个小时,基亚罗斯塔米拽着观众游荡在一座与他其他电影中无异的伊朗村庄,位于丘陵地带、满眼土褐色、发展落后,一连串的影像和故事在这里发生,伴随着意外出现的角色和不断重复的俏皮对话。拍摄道路的镜头无休无止循环往复,不同的物体入镜又出镜,孩童笔记本上的潦草涂鸦,又或是闪电。与其说那块骨头是个象征,不如说它承载着我们在观看电影时产生的情绪和困惑。这就像是基亚罗斯塔米风格的预兆:诗意、重复、根本上的超验。

翻譯|整理|編校:Janning Le'Mo (Liquid Bomb) 資料來源:Kyle Smith (The Point) Direct ©2014 The Point. All rights reserved. Indirect ©Liquid Bomb Studio, 12 January, 2018 『尤裏卡! 映画マスターのシリーズ』制作委員会 • 協力

2000年,阿巴斯在美国旧金山电影节获得黑泽明终身成就奖,他则将奖项献给伊朗演员BehrouzVossoughi,以表彰他对伊朗电影的贡献。

我于1940年出生在德黑兰。小时候喜欢画画,上七八年级的时候拿起彩笔就在纸上画。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好画家。我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从开始上小学直到六年级,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是的,跟谁都没说过话。

本来靠卖弄异国情调就可以得到西方影坛的关注,但基亚罗斯塔米还是坚持拍摄心灵旅程和生死问题。他的电影多半是这样,先是抛出死亡和毁灭的强大力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人的坚强韧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最终可以征服对死亡的恐惧。

基亚罗斯塔米在伊朗革命前已经开始了电影创作。他早年有长时间的美术学习和工作背景,曾是德黑兰大学美术专业的学生,后来做过平面设计师,再后来为电视台拍广告进入影视行业。革命爆发时,他本来有机会出国定居工作,但他放弃了。他将自己比作一棵树,只有留在祖国的环境,吸收民族传统养分,才能继续自己的创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影像是所有艺术之母。我之所以被电影吸引,应该说是因为影像总是让我着迷。不管是摄影还是绘画,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像的控制,以至于最终走上了从影之路。

我从未想到《橄榄树下的情人》会在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里拍摄,因为这个影像正是我10年前的一幅画中表现的东西,最初的构思又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时我是很少作画,而是更喜欢摄影。这个主题和构思更多地出现在我的摄影作品而不是绘画作品中……然而,我认为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彼此融为一体。在我的摄影、绘画和电影中出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一种简单的颜色和光线,一种特别的意义和时刻。我在搞上电影之后也画过不少画,我认为电影比绘画更加丰富。我在画布或画纸前经常不知所措,我无法表现麦田里的风在往哪个方向吹,可是在电影中就容易多了。我绝对不是画家,我画画的目的主要用“绘画疗法”治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绘画。

阿巴斯毕业于德黑兰大学造型艺术系,主攻绘画。在其事业初期,他以绘画、制图和书籍插图为生,并以设计电影中字幕等商业项目而进入电影工业。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后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电影人,也是上世纪九十以来国际影坛最声名卓著的导演。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朗人在西方世界还只有负面形象时,是他的电影展现了一张人性的和艺术的面庞。

电影《生生长流》从剧情上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延续,而在创作方法上又和《特写》一脉相承。现实再次突兀地闯入了虚构的电影世界。1991年伊朗北部发生了大地震,那里正好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的故乡,基亚罗斯塔米带着剧组去找他们,最终未能找到。观众以为是在跟踪一个纪录片剧组的寻访,但其实整个过程都是设计好的。

英国作家詹姆斯·米勒来到意大利为自己的新书《合法副本》宣传,偶遇经营着艺术画廊的法国人艾拉。当听到米勒对于艺术创作真实性与复制品地位的讨论时,艾拉开始对米勒充满了兴趣,并邀他一同出游。当他们被人误认为是夫妻后,两人索性玩起了假扮夫妻的游戏……

地震过后,一支摄制组来到某个山村准备拍摄影片,导演决定启用非职业演员。巧合的是,饰演男主角的侯赛因暗恋女主角塔赫莉良久,借着拍戏的机会,侯赛因向爱人展开大胆的追求……

存在于我内心的影像有别于我在画布上再现的影像。我在画布上再现的东西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倒是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影像、记忆、画家的精神对我帮助很大。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画家才有画家的精神。一天,我奶奶坐在行驶中的汽车里说:“瞧,那树,那山……”在我看来,这时她指给我看的是一幅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数不清的影像中的一幅,是从成千上万个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选择了其中的一幅尽情地欣赏,她正在自己的内心里作画,她有画家的记忆,正在画一幅内心的影像。

《带我回家》《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76分15秒》《特写》《橄榄树下的情人》《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随风而逝》《樱桃的滋味》《合法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