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毛泽东的“神交”还有一个公案,就是鲁迅给毛泽东送金华火腿,冯雪峰在1972年12月25日一次座谈会上说:“鲁迅送给毛主席火腿是真事,时间在三六年十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我身上,我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毛主席,他说很好……但我到延安,张闻天很生气地对我说:‘书是送到的,火腿给他们(指刘鼎等人)吃了。’因为我送的东西都在密写的报告中写明的,报告是直接给中央的,所以张闻天清楚。关于火腿的事,我见到毛主席时提起过,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晓得了。’”

当时北京房价远低于上海,上海房价最高,其次是广州,可能有租界的关系,天津房价也远高于北京,估计北京房价在各大城市排名垫底。鲁迅买的是座“三进大四合院”,只花了3675块大洋。

后来,日本侵华,娘娘仙逝,日子更艰难了。许广平接济我,怀着对失败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旧社会给鲁迅痛苦的遗产”。历史喧嚣,容不下我。

“大哥是成大事之人,历史恰到岔口,所谓时势造英雄,他定会青史垂名。社会规范剧变,总有人成为牺牲品,庞然历史中,小人物的疼痛无足轻重。历史会忘了我们的。”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往往会“搬出”鲁迅,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他反复谈到的人物。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他看到《鲁迅全集》第四卷里,鲁迅引用张泌《浣溪沙》,其中有:“消息未通何计从”一句,毛泽东读到这里时,认为从音韵来看,“从”字应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改正。

我写信给娘家小弟,托他去东昌坊口的咸亨酒铺买盐煮笋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爱的小食,寄过来,我磨碎煮进粥里。

鲁迅很重视钱,朋友们应该给予理解:他讲实际,绝不假清高。鲁迅在日记里,仔细记着几乎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

但是其后,毛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1971年11月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进一步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就在毛逝世前半年多的时候,还郑重地发布指示: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后来,每当先生待客,作人便来后屋教我写字,有时也与我交谈。十几年的婚姻,我心如枯井。作人似是井底微澜,让形容枯槁的时日芳草萋萋。

孔庆东曾说,鲁迅是个很有生活情调和生活智慧的人。鲁迅的人生观: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解释:“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要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意气风发的学生慷慨激昂,我推开面前寡淡的米汤,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他们:“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倚栏愁空怅,恨三千丈,何处话凄凉。

民国时的上海跟现在一样,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上海市区没有象北京那样的四合院,只有各式各样小楼房。

黎烈文,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1932年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发表了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1935年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后为台大外文系教授。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体现了毛对鲁迅的理解之深,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7月8日,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鲁迅的热爱丝毫不减。1949年12月访苏,它还带着《鲁迅全集》,以便随时阅读。 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

“大嫂,你虽是旧式妇女却不愚钝。你很聪慧,大哥不接受你或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以为婚姻自主就是好。”

但不久,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有了新的判断,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微妙起来。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

鲁迅的所作所为,让既得利益恨之入骨,但是,却赢得了全体民众的交口称赞。正是因为有了鲁迅的存在,才让普通民众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才让权贵对公平正义产生一丝畏惧。

曹白,原名刘平若,木刻家,他创作的《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作品准备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时,却被检查人员将《鲁迅像》抽出,不准参展。就是因为木刻,鲁迅与曹白有了亲密的交往。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1971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依然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还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就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和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是翻开放着的。

在《呐喊》里,他是那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目的的革命家,揭示着旧中国陈腐的制度和传统观念。

虽然鲁迅像木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的,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他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而且也不难做到,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高颧骨,短发,皮肤黑,个子很小,标准岭南人长相,说话不会翘舌。先生讲新国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时纠正她,她便撒娇似的说“讲乜嘢(粤语,即说什么)?”先生笑,眉山目水间的情意展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

作者以事实为根据,将鲁迅的经历、思想、作品都放入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

我不说话。两行清泪,惊碎长街清冷。他们兄弟二人已然恩断义绝,此地可堪留我?若回绍兴,我便成休妻弃妇,给朱家蒙羞。世人都说先生待我好,谁知我吞下多少形销骨立的荆棘?我一辈子,无论多难,只哭过两次。那是一次。

1935年,鲁迅先生在《论毛笔之类》一文中,就生动地描述了毛笔的实用性是如何消失的。

“您是旧时代的人,没有文化,不懂先生作品的价值。先生是民族英雄,是新时代的先驱和领袖,他的遗物一定要保存!”

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一别,竟是一世。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由此可见,鲁迅给送火腿一事还是有的,不过也不是专门送给毛泽东的,而是给“毛、洛、恩”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鲁迅对共产党及其所进行的革命非常关注,但是他对毛泽东个人的了解有多少,恐怕并不多。当然他也有一些中共革命胜利后的想法,那也都是基于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思考。

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有一次,鲁迅在上海的街头蹓跶,身后总跟着一小特务盯梢。当然这对鲁迅来说是常有的事。鲁迅故意将他当成乞丐,坦然地转过身去递过一块银元:“买饭吃吧。”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