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 · 肯特里奇丨 How we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有鉴于此,音乐史学家、批评家戴鹏海先生在21世纪的初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写音乐史”的呼吁。对于这个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呼吁,音乐史学界的同仁应当给予积极、认真的回应。虽然笔者学浅识短,但仍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自己的音乐史学观点,并试图以这种观念书写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音乐文化历史的长河和人类音乐文化版图中审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是丰富多彩而又斑驳陆离的。

钟情音乐文化艺术的您,请加易水子个人微信:wxid5732406nemog22,共同进行富养精神 心灵美好的交流、沟通、探讨......!

在这个长大的“尾声”中,前90年的各种“主题”被“并置”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上面。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主题”已经不再是时代音乐的主导力量,而是时代多元音乐文化图景中的一元。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开放”性的尾声中落下帷幕。

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汉水文化具有明显的南北交汇特征。自然地理方面,气候类型单一,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上游为秦岭、大巴山的高大山体和串珠状平坝,中游低山丘陵,下游是冲击平原;方言以西南官话为主;政区设置方面,以往的“高层政区”安康属湖北,汉中属四川,因此而影响到上游的音乐文化面貌(西为巴蜀,东为荆楚);高层政区下面的统县区,则具有很突出的整合作用,故将中上游分为兴安亚区、商洛亚区、汉中亚区;交通方面,直接影响了全域的交流交融,作用非常明显;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移民,历史上有多次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同样影响了汉水流域的传统文化面貌。

1937年春天,杨荫浏回无锡度假。这时阿炳已44岁,双眼早已失明,他从雷尊殿的当家道长变成一个潦倒不堪的街头艺人。族人看他孤单一人,难以生活,便介绍江阴农村贫穷善良的寡妇董彩娣同居照看。于是,无锡街头巷尾,人们经常看到蓬头垢面的董彩娣牵着身穿破旧长衫、戴一副墨镜、腋下夹着的一根小竹竿的阿炳,在无锡的大街小巷走着。阿炳背上背着一把琵琶,胸前挂着笙、笛,二胡在他手中咿咿呀呀地拉着。顿时,空气中飘扬着卖艺乞讨所奏出的凄厉欲绝的二胡声,彷佛诉说自己遭受磨难的悲歌。人们听到这断肠之音,也都忍不住感叹。不过,阿炳虽然穷困潦倒,仍然坚持他的“三不穷”:“人穷志不穷”,“人穷嘴不穷”,“人穷名不穷”,他为人正直厚道。回到家乡的杨荫浏自然忘不了启蒙老师。阿炳虽看不见他身影,但记得他的声音。异常激动地握着他手。而谈话自然三句不忘本行,又谈起民族音乐。当阿炳知道琵琶曲《将军令》,便要杨荫浏拨着他手指,在琵琶上摸到了《将军令》曲调“澈鼓”的弹奏方法,直到熟练了才罢休。

基弗丨纪录片《 Remembering the Future.铭记未来》(中文字幕版)

与上海学不同,北京学的建立,韩国汉城学的引介是其重要推手。1991年10月北京历史地理民俗学会召开年会,时任会长的英若诚谈到:北京应有自己的“北京学”。[12]这可以说是北京学作为北京地方文化研究专用词汇的肇始。而北京学最早上升为一个学理性概念,还是陈平原先生的功劳:

玛玛·安德森:题材就是生命的寓所 丨 短片 M.A at Crown Point Press , 2013

其中的“第一副部主题”,就是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为救亡”的主流音乐批评观念。民族存亡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就是中华民族时刻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救亡”就是运用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手段,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以此挽救民族的命运。“为救亡”这个“副部主题”的确立,就是对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功利要求。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道路向我们表明:音乐艺术以自己尚显孱弱的身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用自己尚显稚嫩的笔触,大气磅礴地谱写了20世纪的辉煌交响。

其弟子有鞠茂堂、陈子敬和程春塘等。人称“陈善武套,程善文套”。陈子敬之再传弟子沈浩初编著《养正轩琵琶谱》,收录了《夕阳箫鼓》、《武林逸韵》、《月儿高》、《陈隋》等文曲4首,《将军令》、《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水军操演》等武曲5首,《普庵咒》、《阳春白雪》、《灯月交辉》等大曲3首。浦东派对文曲、武曲、大曲的区分比较严格。演奏文曲时,要求柔婉细腻;演奏武曲时,讲究气势宏伟;演奏大曲则有强有弱,有刚有柔,文曲武曲的演奏手法兼而用之。

江、河、湖、海、山脉、盆地、平原、高原、草原……等等,在自然地理学领域,属于地理单元;在文化地理学领域,可视为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而在音乐地理学领域,则同样可以看作是各有特色的音乐地理单元。

长子刘育伦(1920-),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曾担任军政部电信机械厂昆明修理所技士(技佐),西京电厂工务员,冀北电力公司工务员。1949年后,历任华北电业管理局、东北电业管理局副工程师、工程师,水利电力部苏州核电研究所、水利电力部核电局工程师等职务。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学校建立山东省第一个高校审美教育研究基地、建立山东省第一个高校党建研究基地。荣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挑战杯”系列竞赛“高校优秀组织奖”,荣获山东省高校“文明校园”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山东省德育示范高校”、山东省高校“德育工作优秀单位”、“山东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山东省“学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山东省企校共建先进单位”、“山东省团建规范化学校”、“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山东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单位”。

前文已述,音乐上海学的概念提出,来自学界对开埠以来受外国音乐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上海音乐事项及其研究。在具体且深入的近代上海地区音乐研究过程中,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影响逐渐凸显,这为音乐上海学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而学界对音乐北京学关注的不足,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便足以获知。从论文的内容看,相关阐述基本停留在音乐北京学的概念界定、学术范围、学术瓶颈以及可行性等方面,并未出现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实例,以作为音乐北京学的范式。

但杨荫浏的父亲没有看到这一方面。他看到的是阿炳缺少礼貌,处事随便,没有颖泉老成,更不愿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小道士一起,于是就中止了儿子和阿炳的学习。可杨荫浏还是深深地思念着阿炳——这位埋没在民间的道教音乐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终身影响。

学校近年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9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以上奖励17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项目、863项目等国家级项目19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4项。主持省部级项目500余项,其中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2项。主持横向课题900余项。学校先后获得全国科技管理先进团队、全国普通高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山东省社科先进管理单位、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山东省CIMS培训中心设在我校。已开通的校园教育科研网是山东省内四大节点之一。《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烟台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工程版)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能“推出大师”、“打造大师”,而杨荫浏所处的时代为什么可以?杨荫浏是1899年出生,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1901年宣统发布“废庙兴学令”,到了2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整个中国要打倒传统文化。为什么要把传统文化打倒,这是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一个基本共识,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认为过去我们挨打,被西方列强欺辱,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连如何生存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从自己身上开刀。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文化尚在,新文化已兴,杨荫浏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家学渊源,加上他的天赋,对音乐的爱好,即便在那个时代也是突出的,并且他终身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

刘天华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吴畹卿(1847—1926) 无锡人。近代著名昆曲曲师。名曾祺。幼年从师惠杏村学习词曲。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在无锡昆曲社任曲师达50年之久。

4.从文化和音乐整体看江河,排在前面的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汉江、辽河、淮河等,真的可以说一江一生态、一河一景观、一水一风韵,如果对每一条江河进行音乐文化景观、音乐文化生态、音乐风格研究,音乐体裁品种分布、风格形态特征研究,以及它们与全流域历史、民俗、语言、信仰关系的研究,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黄河与长江,同源同向,一起由青藏高原出发、浩浩渺渺、由西而东归入大海,惟因区位、纬度、地貌、天候的差异,才塑成为中国南北两大历史文化系统。影响之巨,亘古未变,成为文化、历史、民俗、语言、音乐研究等学科极富趣味、极有吸引力的一个大题。它也让我们联想起贯通欧洲全境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河同样源于阿尔卑斯山,但莱茵河由南向北,多瑙河由东向西,在多种自然、民族、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大不相同的两种水域文化。有鉴于此,作为在我国方兴未艾的一个新学科,音乐地理学以及由它而延伸出的水域音乐文化研究,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

[15]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

舞蹈编导专业:学制四年。本专业定位于培养具备从事舞蹈编创和表演的高级专门人才,能在全国的专业文艺团体,中、高等艺术院校、艺术职业学校以及群众文化艺术团体等单位从事舞蹈编导、教学、表演、评论及相关工作的专业高级人才;同时还可进行舞蹈史论研究,熟悉我国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系统地掌握舞蹈历史文化知识和舞蹈基本理论,了解相关的知识,有较强的审美感觉和创造性思维,有从事本专业教学和初步的科研能力;掌握分析和研究舞蹈作品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写作能力。主要课程:舞蹈学导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外舞蹈史、中外舞蹈思想概论、民俗学、舞蹈艺术概论、舞蹈教育学、舞蹈心理学、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学法、舞蹈名作赏析与写作、音乐基础理论、舞蹈基础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编舞理论与技法、中国古典舞身韵课、现代舞蹈课。

2012年承担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学院教材任务,完成《黄河之声天上来——黄河流域民间音乐巡礼》,并于2016年正式出版。另,撰写多篇有关黄河上游、中游(甘青、陕北)民歌、民俗音乐区域特征的专题论文。

次子刘育京,国家卫生部消毒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消毒学奠基人之一,曾荣获国际消毒学会授予的“基尔默纪念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夫人程违,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

1.汉水,又称汉江,是长江第一支流,全长1577公里,流域面积17万平方公里,居中国诸江河第九位,常与黄河、长江、淮河并称为“江淮河汉”。汉水从秦岭南麓宁强县北嶓冢山发源,然后由西北向东南至汉口龙王庙注入长江,其上游为秦巴山地和汉中盆地,中下游进入江汉平原。因为地理位置兼及南北,它的早期历史也就涉及北方的周、秦和南方的荆楚,并在南北两强(北方先是宗周、后是强秦,南方则是略晚于宗周的霸楚)近千年的对峙、冲撞、交流中将中国古代文化向前推进。从水域看,汉水是一个整体,从历史文化看,其上游属三秦,中下游属荆楚。

[11] 周武:《上海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上海学”已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文汇报》2015年5月8日。

天韵社是清唱昆曲社,设立在江苏无锡,最初创建于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明清两代统称为“曲局”。

他对民间音乐的这种全身心浸染与他向艺人学习、与民间艺人保持密切关系是一致的。我刚才讲,他12岁就和瞎子阿炳学习,阿炳对杨先生的音乐实践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先生后来去了无锡的天韵社,跟吴畹卿学昆曲、琵琶、三弦将近20年,也就是说,他青年的成长期都在学习传统音乐。再后来,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到北京十间房,他都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民间学习。他不仅研究十番锣鼓、牌子曲、子位村的管乐、智化寺的京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周围的山西八大套和西安鼓乐,还根据山西八大套和西安鼓乐的工尺谱破译了姜夔的十七首古谱,把真正可以视为宋代音乐的“白石道人歌曲”推广到社会上,成为珍贵的中华音乐遗产,这所有的研究都和音乐实践有密切联系。

[8]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国内观众对谭盾的熟悉大多来自于《卧虎藏龙》,他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配乐不仅赢得了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第44届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古典音乐”、“最佳古典音乐协奏曲”四项提名,同时也将谭盾和他的音乐带入大众视野,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与创作理念。事实上,谭盾在国际乐坛上的成名要远早于这些奖项。他在音乐技术、媒介与理念上的大胆探索,对声音、视觉与不同文化元素内在关联的发掘,以及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都使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备受音乐界瞩目。

黄河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华文化的“基因库”。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音乐同样渊源流长、根深叶茂,从上游到入海口,无以计数的音乐品种,如明珠宝石,布满了黄河全域。通过多次考察,我想用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概括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句话——“繁星满天”来形容黄河流域壮阔繁盛的音乐景观。

杨廷果殁后,无又传其学者。仅《月儿高》和《郁轮袍》(《霸王卸甲》之别名)尚存,《潺湲引》等已失传。杨廷果传谱的《普庵咒》被华秋苹收藏于所编的《琵琶谱》中。

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大量乐器虽为明器,但其造型逼真、品质丰富、保存完好,对于越国的贵族音乐生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异彩夺目,是民间音乐的一部分,体现了多样的民族风情。这里展出的一些少数民族乐器,愿使您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愿中华囯乐飘香、国韵流芳。

1976年至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此期的音乐艺术基本上处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状态之中。

新时期中国音乐家,普遍把自己的创作视线聚焦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中。一时间各种“仿古乐舞”和以民间音乐、传统文化为题材的新作品纷纷出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重放光彩。

无锡运河公园位于无锡古运河与新运河交会处(占地约16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占60%),是无锡目前城区面积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运河公园西临惠山,三面环水。园基原为无锡米市和新中国成立后粮油运输、仓储、加工业的集中地,在结合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建设中,无锡将园建成为了集米市文化、运河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生态绿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大型城市花园。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