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如我所说,真正无可救药的思想仅是碰巧被与之相反的准则所规制而悲剧作品可能是一部描写人类放逐一切未来希望之后的快乐生活,那么以上这种特别的观点就更好理解了。生活越是激动人心,那失去这种生活的想法就越荒谬。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尼采作品所感到高傲和无望的秘密之所在。以此看来,尼采似乎是唯一从荒谬之神获取了某种极端美学并加以演绎之人,因为他的最后之语充斥了他的无望却又带着征服者的清醒并以此坚决否定了任何超自然的慰藉。

乐队起劲地奏乐助兴。随后大家各自散去。谁能对所见到的一切不满意呢,没有一个人。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

[8]阿玛丽娅是《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她和土地测量员K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原注

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人生道路上的无数偶然事件,都能阻碍所信赖的人履行他的义务,而他的任何一个最小的障碍都会给我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总而言之,我无须抱怨找不到堪与信赖的人,而只能孑然一身。

因此这里,我认识到作品其荒谬也体现在了它的创立原则上。比如,就《审判》而言,我确实要承认这是一大成功之作,因此肉体胜出了。

游戏采用了传统的点击式玩法,大部分操作都是通过点击的方式来进行,没有物品栏,没有Boss战,也没有RPG功能,但非常的考验你的脑力。虽然有些谜题的设置有点脑洞大开,甚至有可能让不少玩家觉得毫无关联,根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卡夫卡作品的荒诞表现形式吗?

书中不缺乏任何荒谬的元素,有无法表露的反抗(这显现在文字之中),有清醒的神志和无言的绝望(这表述在内容之中)。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均展示了各种自由的风尚,他们把这些风尚一直保持到了终极的死亡来临之时。

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

卡夫卡一生都在苦苦地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但至死都无法对他的思考和探索给出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和结论。因此卡夫卡也无法通过他的创作描写生活的结局,无法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满意的结尾。他一生的作品并不多,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奇怪的是,卡夫卡也好,克尔凯郭尔也好,甚至是舍斯托夫——简言之,这些旨在揭示荒谬之神和它诸遭影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他们相关的灵感之作就长远而言,均不约而同地高呼希望的出现。

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他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如果一旦有个好心肠的人对他表示怜悯,并想向他说明他的悲哀可能是由于饥饿造成的。这时,他就会——尤其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饥饿表演之后——用暴怒来回答,那简直像只野兽似的猛烈地摇撼着栅栏,真是可怕之极。

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的反常表现开脱说: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因为他的易怒性完全是由饥饿引起的,而这对于吃饱了的人并不是一下就能理解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就讲起饥饿艺术家的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说法,即他能够断食的时间比他现在所作的饥饿表演要长得多。

听到了母亲这番话,格里高尔明白两个月不与人交谈以及单调的家庭生活,已经把他的头脑弄糊涂了,否则他就无法解释,他怎么会认真希望把房间里的家具清出去。难道他真的要把那么舒适地放满祖传家具的温暖的房间变成光秃秃的洞窟,好让自己不受阻碍地往四面八方乱爬,同时还要把做人的时候的回忆忘得干干净净作为代价吗?他的确已经濒于忘却一切,只是靠了好久没有听到的母亲的声音,才把他拉了回来。

“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在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这只凶猛的野兽不停地蹦来跳去,他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用不着思考良久,就把它爱吃的食料送来,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她撞上桌子,又糊里糊涂倏地坐了上去,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她旁边那把大咖啡壶已经打翻,咖啡也汩汩地流到了地毯上。

[4]《城堡》中,帕斯卡式的“消遣娱乐”是由K的助手们所展现的。他们想让处于焦躁之中的K“娱乐”一下。如果弗丽达最终成为了其中某个助手的情妇,那么这是因为她想过上每日真实的生活,与人共同分享痛苦。——原注

诚然,那些提到卡夫卡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把他的作品定义为“人类走投无路时所发出的绝望呼喊”,但是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实,他的作品中存在无数的希望。在我看来,亨利·波尔多[7]的乐天派作品看起来独有一种沮丧。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万物皆无所区别。而马尔罗的思想则相反,它一扫阴霾之气。但他们二人作品所争论的希望(或绝望)却不尽相同。我只是发现荒谬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极力避免的不忠。荒谬作品曾为人类无果遭遇的苍白再现,并明确颂扬了短暂之生命,而在这里,它化身为摇篮,孕育了种种幻念。它对此的解释是它赋予了希望以形体。创造者无法将其置之度外。它也并非那个昔日的悲剧游戏。它使卡夫卡的生命具有了意义。

位于黄金巷22号的的卡夫卡故居,是卡夫卡与妹妹于1916-1917年间居住的地方。,外墙被涂成蓝色的故居如今已成为一家书店,《城堡》便是当时在这里创作完成的。

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布拉格,1924年6月3日死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生前卡夫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而死后他却成为现代文学的巨匠,人们将他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等名作家并列。战后许多现代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深受卡夫卡的影响。

同样,或许《城堡》一书就是某种信仰的实践产物,但它首先是一个灵魂追求它的优雅而走过的历史,也是一个人向世界万物追问他们高贵的秘密,向女性们诘问沉睡在她们心中诸神的记录。当然,《变形记》进而代表了清醒的某种准则所具有的恐怖意象。而当人意识到他可以轻易变成野兽时,他所产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错愕和震惊也成就了这本书。在这种本质的模糊之下就隐藏了卡夫卡的秘密。在自然和超然之间、个人与宇宙之间、悲剧与日常生活之间以及荒谬与逻辑之间,人在其中的犹豫和摇摆贯穿于这部作品之中,并回应和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意义。为了理解这部荒谬的作品,我们必须一一历数这些似是而非的悖论,强化其中的对立矛盾。

每表演一次,便稍稍休息一下,他就这样度过了许多个岁月,表面上光彩照人,扬名四海。尽管如此,他的心情通常是阴郁的,而且有增无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

我以前轻狂得像个小孩,我以孩子般的游戏度过了我的成年岁月,甚至在设想危险的时候,也当作儿戏,对于真正的危险,我也没有认真想过。我把事情耽搁了,虽然这期间不断有情况向我发出警告。

卡夫卡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住处从未离开老城广场范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短暂工作,地址在老城广场与瓦茨拉夫大街之间。瓦茨拉夫大街当时还颇冷清,如今已是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街,面对着捷克国家博物馆的圣瓦茨拉夫广场,则是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的“主战场”。卡夫卡后来工作了14年之久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其旧址如今是一家酒店,旁边便是布拉格最大的购物中心,靠近市民会馆和火药塔。

接着开始就餐,经理在饥饿艺术家近乎昏厥的半眠状态中给他灌了点流汁,同时说些开心的闲话,以便分散大家对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然后,据说饥饿艺术家对经理耳语了一下,经理就提议为观众干杯。

如今想知道更多有关卡夫卡的经历,还可以去座落在小城的赫尔哥托瓦 (Hergertova) 砖瓦厂的卡夫卡博物馆参观。馆内保存了大量有关卡夫卡生前的照片,信件,小说手稿和其他珍贵的私人物品,馆内运用大量多内体设备和室内设计艺术灯方式来展现卡夫卡的各个阶段。

诚然,象征具备了两面,形成了两个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世界以及一本联系双方的字典。这字典纷繁复杂,不便查找。然而,觉悟到这两个世界对峙的存在就相当于走上了揭开他们秘密关系的道路。在卡夫卡的书中,这两个世界,一方就是平日的生活,而另一方就是超自然的焦虑。[1]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尼采之语的无休止重现:“伟大的问题总是出现在街上。”

有一次,他俩又同乘火车,空中飞人艺术家躺在行李架上,做着梦,剧团经理坐在对面的角落里,靠窗读着书,这时,空中飞人艺术家轻声叫他。剧团经理马上走过去听候吩咐。空中飞人艺术家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表演杂技时只有一个高秋千,现在他非得总有两个不可,两个相互对着的高秋千。剧团经理立即表示同意。空中飞人艺术家却似乎想要表明剧团经理的赞同或反对都无关紧要,他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只在一个高秋千上表演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他一想到这可能真会发生,似乎就不寒而栗。剧团经理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再次申明,他举双手赞成,两个高秋千比一个强,而且,这种新布置还有很多好处,会使表演更加丰富多彩。一听这话,空中飞人艺术家突然哭了起来。剧团经理大为惊骇,跳起身,问到底怎么了,由于得不到回答,便站到座位上,抚摩他,将他的脸贴着自己的脸,以致他脸上也流淌着空中飞人艺术家的泪水。然后,他还提了很多问题,说了许多奉承话,空中飞人艺术家才抽噎着说:“手里只有这一根吊杆——我怎么还能活下去!”于是,剧团经理已经觉得比较好安慰空中飞人艺术家了;他答应就在下一站往下一个巡回演出地拍电报,叫他们多准备一个高秋千;他连连自责,不该让空中飞人艺术家这么长时间只在一个高秋千上表演,他感激并夸奖空中飞人艺术家,是他终于提醒了这个失误。就这样,剧团经理使空中飞人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又可以回到自己的角落去了。他自己却没有平静下来,而是充满忧虑地把目光悄悄越过书本,移向空中飞人艺术家。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折磨他,还能有终结之时吗?不就必定会愈演愈烈了吗?不就会威胁生存吗?空中飞人艺术家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看上去睡得很安详,剧团经理觉得确实看见了,最初的皱纹开始爬上了他孩子般平滑的额头。

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的休息时间;后来当他看到潮水般的人群迎面滚滚而来,他欣喜若狂,但他很快就看出,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观众,就其本意而言,大多数无例外地是专门来看兽畜的。

观众来来去去,川流不息,除他们以外,还有几个由公众推选出来的固定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屠夫。他们始终三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住这位饥饿艺术家,绝不让他有任何偷偷进食的机会。不过这仅仅是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内行的人大概都知道,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

这里,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它们不期而遇,则谓之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要再次强调,这二者包含在了我们精神上的放纵和肉体上短暂愉悦间的荒唐背离之中。这荒谬就在于身体必须超越灵魂。任何想表征这种荒谬的人都必须给与荒谬以生命,让它历经一系列相似的对比。于是卡夫卡用日常生活诠释悲剧,用逻辑比照荒谬。

卡夫卡拒绝将道德、实证、美德和连贯托付于他的神,只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后者的怀抱之中。认识荒谬、接受荒谬,然后委身于它,然而我们知道,从那一刻起,荒谬就不再是荒谬了。鉴于人类境遇的种种局限,又有何种希望比那允许人们逃出生天的希望来得伟大呢?正如我再次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存在主义思想宛如浩瀚的希望之海中的一叶孤舟(这和当今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早期的宗教时代,正是这希望随着佳信的频传,点亮了古代世界。然而,若以一切存在主义思想所独有的飞跃,以他的不懈与坚持,人在纵览已无遮掩的神性之后,怎么会看不到其中清醒自我否定的标志呢?他仅仅把这称之为是人的高傲,而为了自我救赎走下了王座。这种自我否定应该有所产出,但这却改变不了人高傲的本性。在我看来,仅仅是像一切高傲一样,说清醒的道德价值是无效的,这样是无法使之磨灭。因为,真实,就其定义而言,同样是无结果的。所有的事实也是这样。在一个万物皆已给出而却不加以解释的世界中,价值或形而上学的多产性只是个意义尽失的概念。

这一切流言飞语他都得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在他的内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每逢饥饿表演期满,他没有一次是自觉自愿地离开笼子的,这一点我们得为他作证。

经验证明,大凡在四十天里,人们可以通过逐步升级的广告招徕不断激发全城人的兴趣,再往后观众就疲了,表演场就会门庭冷落。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是略有区别的,但是四十天是最高期限,这条常规是各地都适用的。所以到了第四十天,插满鲜花的笼子的门就开了,观众兴高采烈,挤满了半圆形的露天大剧场,军乐队高奏乐曲,两位医生走进笼子,对饥饿艺术家进行必要的检查、测量,接着通过扩音器当众宣布结果。

总在这一带打转的卡夫卡曾对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